在杭州，大运河穿城而过，流过本地人生活的小区街巷，也流过游人如织的大兜路历史街区、桥西历史街区等，历经千年。
一转眼，大运河申遗成功已10年。
那封由“运河三老”郑孝燮、罗哲文、朱炳仁共同署名的《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“申遗”工作的信》，出现在不少展馆，供来访者探寻漫长申遗路的初期里程碑。
“运河三老”，从左至右依次为罗哲文、郑孝燮、朱炳仁（资料图）。受访者供图
在大运河仅存的一座七孔桥——塘栖广济桥附近，朱炳仁大运河艺术馆于昨日（1月27日）开馆。那张最为经典的“运河三老”合照，正是摄于广济桥上。
开馆仪式上，申遗呼吁信修改手稿首次公之于众。对比修改版和正式版，不难发现前辈们治学求知的谦逊，和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殚精竭虑。
手稿公布前，潮新闻记者采访了“运河三老”之一朱炳仁，申遗参与者、信件草拟者齐欣，了解修改背后的缘由。
不是“专家”，而是“工作者”
修改手稿的第一段，就很显眼地将“专家”改成了“工作者”。这是罗哲文的修改手迹。
呼吁信修改版。潮新闻记者 徐婷 摄
人民日报海外版高级记者齐欣，是罗哲文多年的助手，由于常年和“运河三老”打交道，参与他们的调研和探讨，加之在媒体工作，草拟书信的任务便落在他身上。
当他将拟好的信交予罗哲文时，老先生一笔一划，圈出他认为不妥的部分，其中两处“专家”的称呼，便被删改。“他们就是谦虚。”齐欣说。
2018年春天，潮新闻记者曾前往罗哲文先生的家中。斯人已逝，然而一进门，入眼狭窄过道的两侧就是书架，他生前看过的书、拍过的照片，分门别类，做好标记，在走廊、客厅、卧室里摞了一堆又一堆，占据了小房子的大多空间。
罗哲文家的走廊书柜（摄于2018年）。潮新闻记者 徐婷 摄
写信时，罗哲文已是82岁。纵使年至耄耋，博览群书，他也依旧认为，他们只是一个个干活的工作者，不应以“专家”自居。
郑孝燮的改动，主要在两处：名字排序时，他将罗哲文移到了第一位；以及，将自己的年龄从91岁改成了90岁。
呼吁信修改版。潮新闻记者 徐婷 摄
作为罗哲文的助手，齐欣按照罗老的意思，将郑老写在了第一位。郑孝燮却认为，罗哲文的贡献更大，不想突出自己。
几经推让，最后按照年龄，确定了三人的排序。
书信末尾，注明了“运河三老”当时的年纪：郑孝燮90岁，罗哲文82岁，朱炳仁61岁。不论年岁，都在申遗的第一线奔走不息。
光阴荏苒，朱炳仁如今已80岁，草拟书信的齐欣也于去年退休。提到昨日新开的大运河艺术馆，朱炳仁想起同伴，心中不免怅惘：“我也已经是高龄了。”
包括他们在内的诸多工作者，还依旧在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播之路上下求索。齐欣则会常常念起罗哲文说的那句话：用平常的心态，去做伟大的事。
郑孝燮在签署呼吁信，左为罗哲文，右为齐欣。受访者供图
不止“文化”，还有自然与非遗
在修改版里，另一处明显的改动，是加上了“自然”，也提到了“口述和非物质遗产”。
呼吁信修改版。潮新闻记者 徐婷 摄
大运河应该成为世界遗产——在当年，这是文物工作者的共识。
但是这个遗产应该包括什么，如何才能申遗成功，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内容。
随着沿岸经济发展，大运河历史遗存的实体文物已经逐渐消失，还有什么是没有消失的？又或是因运河而生的？
这封呼吁信中，提到了侯仁之与阳含熙。
在修改版中，罗哲文特意加上二人，既是致敬前人在中国走上世界遗产舞台历程里的贡献，也是试图丰富大运河的遗产内涵。
侯、阳二人，生前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其中阳含熙的专业领域更多在于生态学等。
这也给予了申遗工作者启发：大运河汩汩流动，除了带来沿线的历史遗迹之外，其丰沛的水资源还加速了自然风貌的改变。沿线受运河流域影响的湿地、湖泊、河流等景观，或许也是运河遗产的一部分。
2021年，拱宸桥的运河春色（资料图）。潮新闻记者 徐婷 摄
还有什么可以囊括进入大运河？作为一名工艺美术的工作者，朱炳仁想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。
朱炳仁是大运河申遗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。他更多从非遗的角度，来思考哪些也属于大运河，而运河周边，非遗比比皆是。
“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只要我们重视，把它整理和总结起来，它也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。”他说，“非遗是记忆和文化思想的传承，不是纯粹的物质，运河申遗的过程中，运河文化也应该是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
2024年1月27日，朱炳仁（中）与齐欣（左）在对比呼吁信的修改版和正式版。受访者供图
对大运河有着特殊的感情，申遗成功这件事儿，也改变了朱炳仁的创作。他的作品中，运河元素从杭州局部扩大到了整个河道。
采访中，他特地叮嘱道：“大运河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，每一代都要有每一代的贡献。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抓住最后的机会，要努力。”
朱炳仁的作品中，有不少和运河有关。受访者供图
为什么在杭州首次展出修改书信？
2014年6月22日，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这封呼吁信的修改版本，被齐欣收藏在北京的家里，近日来杭参加朱炳仁大运河艺术馆的开馆仪式时，才带到大家眼前。
为何选择在杭州将其展出？
写信时，各界聚焦的还是“京杭大运河”。由于跨界流域长、涉及行政单位多、地方文物部门声音弱，遗产申报和保护也面临一些困境。
2005年，杭州西湖边的杨公堤，探讨如何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一遗产时，几位参与者提出写信——写一封给沿岸18个城市（区）加快申遗工作的呼吁信，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，来保护大运河。
2021年3月，大运河杭州段，船只络绎不绝。潮新闻记者 徐婷 摄
地处京杭大运河最南端，杭州是最先回应并给予支持的城市。
那封信，让大家关注到了这个线性遗产。2006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，呼吁国家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。
2006年5月，相关人员进行了当时有记载以来对大运河最大规模的综合考察，并借《杭州宣言》规划了“申遗”路线图。
陪同“运河三老”在杭考察，随后多次往返京杭之间，不断补充“京杭大运河是一个流动的、还活着的遗产”这一句话的史证和现状，直至如今，齐欣很是感慨：“杭州始终是大运河申遗能够打破僵局、往前推动各个阶段的领头羊和积极参与者。”
2024年1月26日，齐欣在对比呼吁信的修改版和正式版。潮新闻记者 徐婷 摄
再回顾这封信，从中所能窥得的，是老一辈学者鞠躬尽瘁之精神、遗产申报之架构、地方联合推动遗产保护发展之魄力。
如今，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，而我们还在不断申报新的世界遗产。
这个不断申遗的过程，是中国逐渐站上世界舞台的过程，也是中国与世界分享历史经验、共享人类文明的过程。
而大运河流至2024年，河面船只往来频频，两岸行人穿花度柳，它依然是流动的、还活着的世界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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