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5日，江苏南京，孙才在接受采访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　　孙才

　　黑龙江鸡西人，装甲兵指挥学院原副院长。1930年1月出生，1947年11月入伍，1949年8月入党，参加过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等，历任宣传员、供给员、作训参谋、作战参谋等职，多次参加我国核武器(装甲兵部分)效应实验。1988年，被授予少将军衔，1990年6月离休，获胜利功勋荣誉章等。

　　92岁的孙才还保留着几张老照片，记录了他43年军旅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。

　　一张是他所在的坦克1团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接受检阅，一张是他同年拍摄的入党纪念照，还有一张是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和3个朝鲜小女孩的合照。

　　提起坦克时，孙才语气中总是充满了感情。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装甲兵，孙才曾先后两次入朝，见证了装甲兵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。

　　“入朝作战没把生死当回事”

　　孙才从17岁参军起，就是装甲部队的一员。

　　那时，队伍还叫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大队。1945年大队刚起家时只有30多人、两辆缴获的日式坦克和一辆汽车，其中一辆坦克还在转移途中被日军破坏。后来是靠着不断收集日军丢掉的坦克和零部件，队伍才不断壮大。

　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支战车部队，改编后的战车第1师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，孙才就在长安街上观礼。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全场的欢呼声和他那时的激动，直到现在还留在他的心里。

　　1951年初，孙才所在的坦克团接到抗美援朝作战任务。五次战役第二阶段，孙才跟随坦克1连，在铁原方向支援47军419团。

　　实战和从前了解的理论很不一样。

　　孙才记得苏军教学时，坦克都是独立执行任务，直接瞄准射击，很少由坦克守前沿阵地。但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说，每团只有40辆坦克，分散在三个方向作战，因此只能配属步兵。

　　然而，步兵出击时，有时会因暴露目标，遭到敌人纵深炮火狙击。炮兵射程短，有时没法压制敌人。“我们就开始研究怎样利用坦克打间接射击。”孙才解释，间接射击主要是在看不见敌军的情况下，观察敌情，计算敌军坐标方位，再通知坦克兵射击。“这方面我们是外行，所以请来炮兵帮助。”孙才记得，一次炮兵参谋找到他，发现敌人纵深有四五百人集结，需要坦克协助。

　　“我们照他说的方向打，敌人死伤150人左右，我们高兴坏了。”孙才说，再往后，他们就时常配合步兵打间接射击，“我们一开火，敌人的炮兵阵地就成哑巴了。”

　　入朝作战，孙才从没把生死当回事，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入朝前，他怕家里担心，写信告诉他们自己要出差，至于到哪去、什么时间回来，都不知道。

　　一路上，他遇到过许多次危险，距离最近的一次轰炸，他甚至能看清飞行员的脸。他最亲密的战友崔殿元就是牺牲在一次轰炸中。那时崔殿元才20多岁，他们一个锅吃饭、一张床睡觉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乐观的他们，有时晚上还会在炕上摔跤。那次被轰炸的地点，本来该孙才查看，但他忙着发药，才让崔殿元替他。

　　孙才从没忘记过他，1990年退休后，特意给战友家乡的民政局写信，讲了战友牺牲经过，希望有人还记得这个年轻人。

　　两场胜利的战斗

　　1951年9月，孙才接到命令，从419团撤回，整个坦克团也集中归为西线64军的190师和191师，同年11月，志愿军开始阵地反击。

　　让孙才印象深刻的，是11月的马良山战斗。

　　“我们的坦克2连和重坦克连，配合步兵夺取高地。”孙才记得，那天坦克以间接瞄准的方法开火，不到3个小时，敌军一个营被全歼。其间，敌军的炮兵群和飞机对坦克阵地轮番轰炸，几辆坦克着火。

　　“既不能断了支援，也要扑灭坦克的火。”孙才说，当时每车只留两人，继续射击压制敌人，其他战士则冒着炮火下车，很快将火扑灭。

　　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，坦克部队也打过直接射击——这场战斗同样发生在1951年11月。

　　那时，64军190师570团防守的155.7高地正面，常有6辆敌军坦克停在山头。孙才收到情报后，到155.7高地住了一天一夜，摸清了情况，坦克1团决定派出坦克，伏击敌方。

　　11月6日下午，下起了小雨，路面泥泞，到达山下时天已擦黑。为了避免暴露，坦克的发动机声音不能太大，下雨后的山坡松软，坦克爬了四五次都失败了，只能先在山下隐蔽。驾驶员给战友们打气：“别急，咱们一定能爬上去。”

　　次日天放晴了，坦克趁夜色驶入阵地。第二天，隐蔽一天的坦克对着两个山头的6辆敌军坦克射击，击毁3辆、击伤2辆，还摧毁了部分工事。等到坦克往回走时，敌军才反应过来胡乱射击，但炮弹都被撤出的坦克甩在身后。“那些噼里啪啦的炮弹，就好像欢送我们的坦克胜利回到驻地一样。”

　　在离原子弹爆心最近的地方观测

　　1965年，在装甲兵学院任职的孙才，被调去装甲兵核武器效应试验大队，参加第三次爆炸实验，主要验证核爆对装甲兵作战的影响——爆炸前，他们会在距离预定爆心不等的位置放置坦克，以此观察爆后坦克的破坏程度，同时在爆炸以后安排人员，冒着大剂量放射性沾染的风险，直接向爆心前进，测试不同距离的沾染程度。

　　执行任务时，作为战术组组长，孙才要乘坐装甲牵引车指挥坦克小分队，隐蔽在距爆心10公里处，是距离爆心最近的那批人。

　　“牵引车里有3个人，只有我所在的一个位置可以近距离观察到爆炸全程。”孙才记得清清楚楚，“我的位置上加装了双层潜望镜，平时往外看黑乎乎一片。”

　　倒计时从2小时开始，直到还有5分钟、1分钟、30秒……孙才的眼睛紧紧盯着潜望镜，紧张极了。

　　“5，4，3，2，1，起爆。”孙才听到耳机里传来指令，原本一团漆黑的眼前，突然被爆炸时的强光闪亮。不过几秒钟，通红的火球就在空中逐渐变暗成紫红色，最后变得红晕晕的，有的地方开始变白，最后全部变白，形成一个烟云团，在变化中不断上升。

　　冲击波也开始在地面往外扩散，掀起尘土，气团上升跟爆炸云团相接，就像一个蘑菇。爆炸的声音和冲击波一起到来，孙才穿着防护服、塞着耳机，也能听到巨大的响声。

　　这个场景也成了孙才军旅生涯里最难忘的时刻之一，“当时我们的心里是火热的，为了国家而奋斗，是无上的光荣。”

　　我的一生都为我国装甲兵事业奋斗，对坦克充满了感情。希望我们的党和国家越来越好，坦克部队能不断发展，不断进步。　——孙才

　　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左琳